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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共產黨人楷模

懷念王震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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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明確指出:“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堅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帶頭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學習《準則》,更加懷念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同時也懷念我的老領導王震同志。

我第一次見王震同志是1980年9月27日,在新疆。那時,他率中央代表團慰問新疆各族軍民,我作為《解放軍報》記者隨團采訪。1982年底,我被調到王震同志身邊工作,一直到1993年3月12日他去世。

王震同志的一生波瀾壯闊,有很多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這里僅說說他艱苦樸素方面的事。王震同志去世后的1993年3月19日,新華社在播發生平時說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我們這些工作人員深深知道,這決不是空洞的文字,也沒有絲毫的過譽。

來到王震同志身邊工作后,在整理文檔時我看到,王震同志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中央先后頒發的《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文件的空白處和反映一些高級干部艱苦奮斗、不搞特殊化的事跡材料上批示:“親屬成年人傳閱,然后工作人員傳閱,再開一、二次會討論如何嚴格遵守規定。”“季青同志閱告栗勇同志(王震同志生活管理員),不許搞特殊化。”“宿舍各員都看看,要奉公守法。”“季青并栗勇同志,要切切實實遵守政令辦事。”

1983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整黨決定,王震同志任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顧問。在任顧問的當天,他就在一張白紙上寫下了歐陽修的名言,“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跟隨王震同志十多年,親眼所見,又聽其老部下所談,對王震同志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之事,了解得便更多。王震同志牢記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關于務必保持艱苦奮斗作風的殷殷訓戒,無疑是我黨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楷模之一。這從他的衣、食、住、行、用和對待禮品的態度上表現得比較充分。

先說衣。戰爭年代,環境艱苦,王震同志那粗布做成的舊軍服上經常是補丁摞補丁。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和廣大干部戰士一樣節衣縮食,穿沒有口袋的軍衣,戴沒有襯里的軍帽,省下錢用于軍墾生產。20世紀50年代,任鐵道兵司令員和農墾部部長時,經常穿的是套舊軍裝。1957年,率中國農業代表團赴日本考察前做了一套毛料西服。回來后,又換上了舊軍裝。70年代初,從江西回來重新工作后,王震同志沒有一件像樣的衣服。夫人王季青用王震同志和自己兩個人的布票,扯了18尺藍灰的卡,給王震同志做了一套中山裝。的卡結實、耐穿、隨意,王震同志不僅經常在家里穿,在平日活動時也經常穿,直穿到去世前,前后20多年,舊得發白。改革開放后,王震同志添了套黑呢子中山裝,用來出國和外事活動時穿。1984年,社會上興起穿西裝熱,家里人和工作人員趁他率團到日本訪問前,勸他又做了一套西服。1985年,他率團訪問美國,大家勸他再添一套西服,以便換洗。王震同志說:“不用添,我那套中山裝可以替換。”大家說,到發達的美國去訪問,不能太寒酸了。王震同志說:“什么寒酸,節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王震同志穿的毛衣都是王季青和家庭保姆馬小妹用普通毛線手工編織的。他的內衣穿破了,總是讓補補再穿,經常是一件內衣有六七個補丁。20世紀70年代前,他沒有穿過皮鞋,總是穿布鞋。解放后直到去世的44年間,除了軍裝,滿打滿算,王震同志僅添置過七八套衣服。

再說食。20世紀50年代,王震同志規定炊事員給自己家每頓做四五個菜一個湯,伙食費每個月全家每人不得超過30元。60年代初困難的時候,他規定變成了三菜一湯。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人伙食費逐漸增加到80元。他還規定,要多吃粗食,每頓的剩飯下頓要熱熱再吃。吃飯時,若是飯粒掉到桌上,王震同志便用筷子夾起再吃掉;若是掉到了地上,他常常是嘆口氣說:“又要浪費了。”栗勇說:“給王老管伙食,很簡單,他胃不好,早餐常吃烤饅頭片,午餐晚餐經常吃雞蛋面條。”有時晚上外出回來晚,為了不再打擾老師傅,他便讓警衛參謀何茂祥給自己做碗“掛面臥雞蛋”。開始何茂祥怕做不好,王震同志鼓勵他說:“誰開始也都不會做。”后來何茂祥的熗蔥掛面做得噴香。王震同志冬季不吃時令鮮菜,他說:“那都是大棚生產的,有的比肉還貴。”不僅自己不吃,他還不讓家里人吃。冬季飯桌上,往往是白菜、蘿卜、土豆這些大路菜。為了調劑生活,他讓炊事員在入冬前泡大缸酸菜,腌制雪里蕻、芥菜、胡蘿卜等小菜。起初每年腌制一大缸,后來家里工作人員多了,又增加了一大缸。20世紀60年代初,王震同志在北京時,經常利用星期日到郊區農場微服私訪。錯過午飯時間,他便讓老司機于九天到食堂買來三個涼饅頭,老于吃兩個,他吃一個。1971年10月間,王震同志從江西下放回到北京。家里的爐灶還沒修好,組織上安排王震同志吃住在北京飯店,他卻讓管理員在院子里用磚頭支個鍋,每天和家里人一樣,面條就著煮白菜、炸辣椒吃。就這樣吃了一星期。外出時,王震同志總讓工作人員通知接待單位:“飯菜上不要特殊,我愛吃豆腐,有豆腐就行。”

再說住。20世紀50年代初,王震同志從新疆調到北京工作,住在什剎海附近的冰窖胡同五號。同住的還有幾家。王震同志一家加上兩名工作人員,住七間房子,緊緊巴巴。三個兒子擠在僅有五六平方米的一間小屋里。夏天太悶熱,兒子們便搬到前院張國華正房后邊的半露天的走廊里住。經常是半夜里風雨突起,蚊帳被單被打濕。當時,王震同志任鐵道兵司令員,鐵道兵多次動員他搬家,他不答應,一住就是三年。后因駐地沒有車庫很不方便,經再三動員,王震同志答應搬到成方街五號,但交待說:“不修繕,不裝修,是什么樣,就什么樣住進去。”一直住到1969年沒有裝修過。王震同志安排,自己辦公室、會客室、臥室加上夫人王季青用房,共四間,三個孩子占一間,節省出住房讓秘書、管理員、炊事員都住了進來。王震同志說:“這樣工作方便,也為國家節省住房。”住房中裝有暖氣,但冬季王震同志不讓燒,他說:“那太浪費,屋里生爐子挺好,既可以取暖,又可燒開水。”1971年,全家從江西回來后,先住在北太平莊,后住在東四十一條,都是舊房子,也不寬裕。1975年搬到六部口翠花灣九號。這個院本是前后兩個院,前院十四間房,后院比前院多了三五間。王震同志說:“前院的房我不用,中間砌道墻隔開。前院還可住一家,后院的夠我用了。”王震同志分配住房:三個兒子,每家一小間,孫子輩長大了,一個孫女跟奶奶睡,一個孫子跟王震同志睡。王震同志說:“小孩子火力壯,給我暖被窩,正好!”夏天,有的工作人員沒有床鋪午休,便睡沙發。1976年地震后,王震同志住房的墻震裂了,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作為危房要改造。王震同志不以為然,管房的同志給他做工作,做不通,請來了當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的吳慶彤。吳慶彤說:“您這房老了,高,又沒有支柱,再大一點地震,一搖就垮。您老說沒事,就是有點小事我們也負不起這責任。”好不容易做通了工作,但王震同志又提出了新條件:“墻不行了,換,但門窗還都是半新大半新,不要換。”改造后的房子除換掉個別朽壞了的窗子外,其余門窗全部用的是舊的。翠花灣九號,在大雜院深處,進出一次,要繞拐近十次。王震同志當了國家副主席后,外賓經常到家里拜訪。不少同志提出,王震同志的住房太簡陋,進出又十分不便,最好換處住房。王震同志說:“這條件已經很不錯了。比起延安的窯洞強多了吧!比南泥灣和北大荒開荒時的條件也好多了,就和普通老百姓相比,也不知強出多少倍。我們這些人的開支已經不得了啦,又是司機、醫生、警衛、秘書,給國家的負擔已經夠大的了,住房再也不能換了!”

再說行。1952年到北京工作后,直到去世前,王震同志坐過五臺車。第一臺是吉姆,從1954年一直坐到1970年。中間大小修過四次,司機老于說:“王老常年跑基層,汽車留北京,不費。”20世紀60年代初,王震同志到中南海開會,半路車壞了,他便攔了一輛三輪車。中南海的門衛不讓三輪進,王震說:“毛主席召集的會,已經遲到了”。

待王震同志解釋清楚了,門衛戰士才讓這位共和國部長搭乘的三輪車蹬進了中南海。第一臺吉姆實在不能跑了,又換一臺舊吉姆。當了國務院副總理后,給他配了臺吉斯,后來換成了紅旗。改革開放后,變成了尼桑。王震同志幾次對司機老于說:“我們不能總想著換車,能跑就行。我死了,你就用這個車把我送到八寶山。”再后來,坐上了外賓贈送給鄧小平,鄧小平又轉送給他的奔馳。1989年政治風波后,黨中央提倡黨政干部要帶頭坐國產車。王震同志幾次指示工作人員把奔馳車上交。工作人員解釋說:“您這臺車不是配發的,是小平同志轉送的。您現在可以稱為元老了,您不坐,誰還敢坐,上交后放到那里也是浪費。再說,我們交,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不收。”王震同志說:“別找那么多理由,交!”到外地視察,王震同志不坐臥車,總與陪同人員和身邊工作人員一起坐十多座的中型面包。這樣一來可以省汽油,二來在車上隨時可以和陪同人員交談,了解情況。一次在湖南邵陽,他開始不知道前面有警車,后發現有警車,他非常生氣,讓車馬上停下。但一時又無法制止警車,他便讓司機甩開警車,調轉車頭選另外的路線走。因工作必須有警車開道時,他也常交待不要動不動就鳴笛,“不要搞得地動山搖”。下雨天,他還常交待司機,到行人身邊要開慢點,免得把積水濺人身上。一次回家路上碰到了大卡車卸貨擋路,司機想下車請卡車讓道。王震同志連忙制止說,不要著急,等他們卸完貨我們再走不遲。王震同志還常向家里人交待說:我的車是公家的,只許我上班、開會用,你們不能隨便用。王震同志是個孝子,但他老母親病了,他卻讓工作人員陪老人家乘公共汽車去住院。孩子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不搭他的便車。如果是必須用的私車,王震同志總讓于師傅登記清楚并按照規定交費。他的夫人王季青到晚年腿腳不便,還經常乘公共汽車或走路上街買東西和看老同事。

再說用。王震同志主張公私要分明。他的孫子小時候要拿他的辦公用紙做演算紙用,他說:“這不行喲,要五講四美。”他反對用公家家具,除了會客室的沙發及他自己用的書櫥、辦公桌椅是公家配發的外,其余都是自家購置的。無論是公家配發或是自家買,均要求方便實用即可,反對配或買高檔的。一次,家里的木板椅換成了皮面椅,他好一頓發火。一個大衣櫥從20世紀50年代一直用到去世,大衣櫥的門關不上,就用舊報紙墊掖著。客廳里的沙發用了近20年,搖搖欲墜還不換。王震同志睡的始終是一張極普通的硬木板床,80年代初床上加了層塑料泡沫墊。王震同志的床頭擺放的是任弼時兒子任遠遠手工制作送他的簡陋的臺燈。白天,他在院里散步,發現廁所燈亮著,馬上找人關掉,并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員要節約用電。晚年,他患有慢性支氣管炎,痰多。外出時,警衛參謀口袋里裝著手紙巾,備著給他用。他批評說這是浪費,讓用一個廢罐頭盒盛點沙子放車上,回家后換上新沙子下次再用。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盡管他身體十分虛弱,無力抬頭吐痰,為節約一張紙巾,仍堅持要十分吃力地側過身把痰吐到痰缸里,不讓醫護人員用紙巾接。談及此事,醫護人員和身邊其他工作人員都激動地流著淚說:“王老是我們艱苦奮斗、勤儉節約的光輝榜樣!”王震同志去世后,許多人趕到翠花灣九號吊唁,見到這位開國元勛的客廳、辦公用品和生活用具等是如此簡樸后,都感到很驚訝,更多的是感動。

王震同志的夫人王季青說:“我們結婚后直到實行薪金制前,他沒有給過我一塊錢,也沒有給我買過一件東西。實行薪金制后,他定的五級每月370多塊,三年自然災害時,他的工資減到了340元。他口袋里從來不裝錢,也從來不花錢,不問他的工資哪去了。我定工資是12級,每月170元。孩子們參加工作后,他說家里花錢的人少了,通知管理員不要給我領工資,把工資全部交黨費。這樣我一年多沒有領工資。后來大孫女由我們來帶,照顧不過來,又要請人,他一個人的工資的確不夠花了,我才又開始領我的工資。”王震同志先后把節約的幾千元錢捐贈給湖南瀏陽家鄉支援建設。在晚年,又先后把節約的上萬元捐贈給了他擔任理事長的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他節儉自己,為的是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我們的革命事業。

最后說說禮品的事。王震同志的老部下多,戰斗、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多,大家對他有很深的感情,有時有的帶盒茶葉什么的,王震同志也不好意思拒絕。但數額稍大時,王震同志都堅決退回或作價付款。1961年春節前,黑龍江墾區讓火車托運來一頭肥豬。王震同志發現了,立即通知農墾部食堂管理員拉走,讓機關的同志過個好年。王震同志的炊事員陳師傅回憶說:“那時王老家五口人,每天憑本只能買五毛錢肉,正是過苦日子的時候。我要砍下兩斤,王老堅決不讓,眼睜睜讓拉走了。”1962年秋,王震同志的家鄉瀏陽蜜桔大豐收,給他帶來三筐共150斤。當時瀏陽的蜜桔每斤兩毛錢,王震同志則按北京的市價每斤四毛錢付給了家鄉來人。他還親自寫信給中共瀏陽縣委,要求他們要堅決執行中央有關不許送禮的規定。大別山老區湖北羅田縣是王震同志直到晚年都密切聯系的點。時任羅田縣副縣長王宗武經常帶點板栗、綠茶等土特產來看他,他每次都要自己的管理員算清付錢。開始,王宗武過意不去并開玩笑說:“這是王老見外。”王震同志作正色答:“大別山許多事情還沒有完全辦好,人民生活更困難,將來我們到馬克思那里報到,本來還交不了差,心里很有愧,怎么還能白吃老區人民的東西,剝削老區人民呢!”聽了這番話,王宗武說:“作為開國元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王老,如此廉潔奉公,嚴于律己,使我深受感動和教育。”當了國家副主席后,外事活動多了,外賓贈送的禮品,他都按規定上交。有時外賓贈送的技術先進的小型自動照相機,他或交給機械部有關研究所研究,或轉贈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或黑龍江農墾總局使用。1990年第11屆亞運會期間,全國農墾產品展銷會在北京舉行,時值王震同志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各墾區聯名給新中國農墾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王震同志寫來慰問信,并送來幾箱水果。王震同志在慰問信上批道:“亞運會動員了全國人民的革命精神,贈我的禮品轉贈亞運會。”遵囑,工作人員很快將水果送到了國家體委值班室。1991年9月間的一天,王震同志從人民大會堂會見外賓后回到住所,發現院里的一個竹筐里擺放著幾條大白魚。他知道,這種名貴魚,只有黑龍江中蘇邊界的興凱湖中才有。他馬上找來管理員栗勇問:“是不是東北農墾的同志送來的?”得到肯定的答復后,他又馬上交待:“送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讓他們招待外賓!”栗師傅知道他十分愛吃這種魚,便悄悄留下一條,但當王震同志發現后,栗師傅又挨了一頓批評。

這就是我作為王震同志身邊工作人員所了解的王震同志艱苦樸素、廉潔奉公事跡的一鱗半爪。這些事跡,誕生在那些特定的年月,但這些事跡,折射著我們黨老一輩革命家熠熠生輝的高尚情操,也是那個特定年代共產黨人保持本色、密切聯系群眾特有的方式。王震同志身上體現的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優秀品質,完全是其內心世界的流淌,沒有絲毫的做作。


作者: 錄入者:閆夢佳 來源:《學習時報》 發布時間:2017年0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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